苏轼，字子瞻，北宋著名文学家，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其文、其诗、其词皆流芳千古，在水利、教育等方面亦颇有政绩。苏轼一生历经数次贬谪，却仍豁达安然，并在多方面成就璀璨。这样一个“学神”似的人物，是如何治学求道的呢？从《日喻》一文中，我们或可找到一种答案。

苏轼将世人治学求道的歧途，比喻为盲者观日。生来目盲者不识太阳，于是求问于他人。有人说，太阳状如铜盘，盲者便叩盘而听其音。一日，钟声飘来，仿佛叩盘之音，盲者认为钟就是太阳。又有人说，太阳亮如烛火，盲者便摸索蜡烛的形状。一日，盲者拿到形如蜡烛的龠，又认为这是太阳。

“日之与钟、龠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苏轼认为，盲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认知错误，就在于他未能亲自得见太阳，只是单纯依靠他人的描述。

苏轼指出，“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也，无以异于眇。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槃与烛也”。治学求道者正如盲者，虽可以从得道之人那里听到巧妙的比喻和引导，但这与试图通过比喻认识太阳无异。从铜盘到钟，从蜡烛到龠，如此辗转比喻，何时才能认识太阳呢？“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凭借浮浅的见解就去定义道，或尚未得道却凭想象言说，这些皆为求道中的歧途。

那么，道不可求而得之吗？苏轼认为：“道可致而不可求。”何为“致”？他援引两句古语来说明。孙武说：“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君子的学习如能像善战者一样沉稳而智慧，像工匠一样本分而专注，道就会“莫之求而自至”。在学习积累中，泰然待道自至，不强求却能最终与道相遇，这便是苏轼所理解的君子治学求道的正途。

苏轼又以学潜水为例，阐释求道之正途的体现。南方多有善潜者，他们日日居住在水边，7岁便能蹚水过河，10岁即能在水面漂浮，15岁就可潜入水中。这样的技能不是随便能做到的，“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曾有一些来自北方的勇猛之人向潜水者询问潜水的方法，但按照听来的办法下河尝试，却没有一个不被淹死的。“故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不致力于学习而试图直接得道，就会重演那些学潜水者的悲剧。

苏轼对治学求道的思考，也包含着具体的现实关怀。他说：“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今者以经术取士，士求道而不务学。”在该文写就的7年前，宋神宗采纳王安石意见，决定以“经术取士”。科举考试不再考诗赋与明经等科目，改考经义与策论。于是当时的学子埋头于经传注疏，尤其重视王安石所作的《三经新义》，而忽略其他典籍。本应彰显时政见解的策论，也往往沦为阿谀功绩的空疏之作。

苏轼发现，过去以声律诗赋选拔人才，学子们大多杂学旁收，对于真正的经世之道无所用心；现在以经学、策论选拔人才，学子们虽以道为追求目标，但又急于求成，忽视学习。这是治学陷入迷途的体现。

苏轼秉持的道，是传承千载的士大夫之道。道中包含着士人对家国命运的强烈关怀，对百姓福祉与天下治平的使命担当，对传承文脉、赓续道统的历史自觉。而国家开科取士的目的，也本应是选拔于国于民真正有担当、有品德、有学养的人才。空言求道却不致力于学习的人，既背离士大夫之道，也无法在未来担当大任。《日喻》一文，既阐释了治学求道的正途，又是在针砭时弊。

在他6年后写就的《石钟山记》中，苏轼践行了深入实际、亲身探索的精神。世人不肯亲自冒险考察或知晓真相却不擅表达，这固然是外界不了解石钟山的原因；但自以为是地满足于简单而荒谬的答案，这样的人更是“浅陋”。

《石钟山记》正是《日喻》一文的印证之例。而他的《代书答梁先》更是浓缩式地表达了《日喻》的治学精神：“学如富贾在博收，仰取俯拾无遗筹。道大如天不可求，修其可见致其幽。愿子笃实慎勿浮，发愤忘食乐忘忧。”

苏轼对治学求道的阐释虽历经千年，在今天仍具启发意义。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说：“实事”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研究。“实事求是”就意味着，只有通过对客观事物的切实研究，才能发现事物的真正规律。

在较早完成的《实践论》一文中，毛泽东强调，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与苏轼一样，毛泽东以生动的比喻来说明这一点：“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毛泽东所批判的脱离实践寻求事物规律的做法，也正是苏轼所批判的“求道而不务学”。

苏轼《日喻》一文对认识论的阐释虽不尽完善，但在治学求道方式上为我们指出了一条朴素的正途。当代青年也面临着和千年之前的学子同样的问题，苏轼告诉我们：要“学以致其道”，在探索研究中逐步积累，从实践中获得真正的智慧。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部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