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起：秦汉新城三大举措确保纪委监督责任

百度 详细介绍1975－1980年上海徐汇起重安装队仓库管理员、供销股办事员、团总支副书记1980－1982年上海市化工装备工业公司干事、团委负责人1982－1986年上海市化工局团委书记（其间：1983－1985年复旦大学大专班学习）1986－1987年上海市化工专科学校党委副书记1987－1988年上海胶鞋厂党委书记、副厂长（1985－1987年华东师范大学夜大学政教系政教专业学习）1988－1990年上海大中华橡胶厂党委书记、副厂长1990－1991年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主持工作）1991－1992年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1992－1993年上海市卢湾区委副书记、代区长1993－1995年上海市卢湾区委副书记、区长（1991－1994年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关系与世界经济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5－1997年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市综合经济工作党委副书记，市计委主任、党组书记，市证券管理办公室主任1997－1998年上海市委常委、市政府副秘书长1998－2002年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2002－2003年上海市委副书记、副市长2003－2004年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2004－2006年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组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执行委员会执行主任2006－2007年上海市委代理书记、市长，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组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一副主任委员、执行委员会执行主任、执行委员会主任2007－2008年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组织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执行委员会主任2008－2011年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组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执行委员会执行主任2011－2012年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2012－2017年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2017－2018年中央政治局常委2018－　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党组副书记

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孔子与老子的相会——“孔老对话”无疑具备着特殊意义。可以说，孔子与老子共同继承了殷周以来人文主义的思想跃动，并进行了创造性地转化，激发了后来各家人文思想的发展，最终汇聚成了一股时代的潮流。而“孔老相会”或“孔老对话”这一史实，不仅在《史记》中有着明确的记载，《吕氏春秋》《战国策》《庄子》等文献也都曾有所记述。另外，即便是《礼记·曾子问》这一具备明显儒家思想倾向的文献，也都曾记载有关孔老相会的内容。

总之，孔、老的思想都洋溢着浓厚的人文情怀和人本色彩，两者的对话不仅涉及典章制度的建构，同时也关注人类社会的走向，提出了如何在天下无道之时坚持一种理想。对这一理想的追求引发了历代士阶层建构合理的典章制度，并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政治、哲学等的整体构思，由此而绵延数千年。

宏观审视中西异质文化中的“神本主义”与“人本主义”

翻开中国哲学史，我们首先会看到，春秋末期“孔老相会”的史实揭开了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序幕。若再将视野延伸至西方文明开端的古希腊哲学，在“轴心时代”，古代中国与古希腊这两大古文明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各放异彩。

翻开任何一本西方哲学史，我们都可以看到整个希腊哲学所呈现出循序而进的思想历程。古希腊哲学的开端为米利都学派，泰勒斯认为世界由水构成，阿那克西曼德认为世界由气、水、火三种元素构成，阿那克西美尼则以“气”为最基本的元素。而后，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是世界的本源。随着智者学派的出现，引出了在广场上机智论辩而流芳千载的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生活的年代为公元前469年至公元前399年，柏拉图为公元前427年至公元前347年，而孔子则生于公元前551年，老子长孔子20岁。这样一个时空的对比不禁会引发我们诸多的遐思。可以说，古代中国与古希腊有着诸多“和而不同”之处。古希腊有“雅典广场”，而中国春秋战国之时有“乡校”，在“乡校”中，“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这与“雅典广场”很类似。但如果深入了解雅典广场所发生的事件，将之与乡校相比，我们会了解中西二者的不同。总体说来，一个长期处在神本主义的笼罩之下，一个是在人文关怀之下产生了人本思想。

我们知道，智者普罗泰格拉（约公元前480年—公元前408年）第一个宣称对每一样东西都可以有两种完全相反的说法，并使用这种方法论证。在一部著作的某处，他曾说到，“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他的另一部著作开头说，“至于神，我既不能说他们存在，也不能说他们不存在，因为阻碍我认识这一点的事情很多，例如问题晦涩，人寿短促”。而就是由于这一段开场白，他被雅典驱逐出境，他的著作也被放在广场上烧毁了。

再将目光转投至苏格拉底。他在广场上和民众的谈话，不时流露出智者的神采。苏格拉底自愿作一个精神的助产婆，引导他的听众发掘自己。但这位享誉中外的哲人却因为“不信国家的神，宣布有其他的神，诱坏青年”等罪名而被控诉，并被判饮毒酒而死。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苏格拉底本人在申辩中也始终是信神的，只是他所信的神不同于旧的神。在审判的最后，苏格拉底也还是抬出了神。这无疑都体现出了西方哲学中浓厚的神本思想。

在整个西方哲学史中，与普罗泰格拉和苏格拉底的遭遇相似的例子仍有不少。例如，布鲁诺（1548年—1600年）则因为赞同哥白尼的“日心说”而被天主教宗教裁判所处以火刑。另外，《乌托邦》一书的作者托马斯·莫尔（1478年—1535年）是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一位突出的人文主义者，在《乌托邦》中，他曾提倡乌托邦中应当有多种宗教，其中一些宗教“尊敬有道德的人，把他当作神”（详见《乌托邦》“关于乌托邦人的宗教”一节）。最终，他因宗教观点的不同，于1535年被判处死刑，走向了断头台。正如尼采说，西方传统哲学注入了过多神学的血液。一直到了文艺复兴的兴起，人文主义才又形成了西方文化的另外一个翻转。

不同于西方哲学中的神本主义思想，古代中国虽也有宗教信仰，但祖先崇拜乃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内容，并由祖先崇拜而兴起了孝慈、亲亲、尊尊等宗法伦理的观念。《左传·僖公十九年》说，“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老子》第五十四章说，“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论语》中也曾提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可以说，在孔、老之前，祖先崇拜就已经是中国人本思想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孔子和老子均继承并发扬了这一思想传统。老子强调“孝慈”、孔子提倡“孝悌”，都可以追溯至殷商之时祖先崇拜的信仰。

孔子与老子都继承了这样的思想，将鬼神放在了比较遥远的境地。孔子时常论及“人道”而极少谈论“天道”。《论语》曾提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子不语怪力乱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可以说，在孔子那里，一方面，“天”是有意志的，一方面，又有自然的一面。而在孔子的思想中，后者的意义显然更为重要。

不同于孔子的是，在老子思想中，天道与人道均被统摄在了其形上道论之中。老子哲学的开端为形上之“道”，宇宙生成的道理都从中引申出来，天地运行的法则也是从中而出，另外，“道”也隐含着万物本性的问题。在老子哲学中，天人关系相互呼应，可以由宇宙论推导出相应的人生观。当然，老子虽首创形上之道论，但他的最终目的仍在于人道之重建。“道”周行而不殆、遍及万物，圣人则取法于“道”，正如《老子》第八十一章所言，“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以及第二十七章所说的，“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

总之，孔、老继承了中国古代文明中的人文传统，并绵延不息地形成了百家争鸣，激荡着各家由“天下无道”走向“天下有道”，为人类的活动开拓了前景和方向！

孔老对话在古代文明中的特殊意义

我曾数次造访欧洲，并在2014年踏上了“哲学的故乡”——希腊。除此之外，我还曾经到过埃及、印度等文明古国。埃及的金字塔令我震撼不已，而在印度，那里的宗教信仰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宗教信仰在印度不仅留下了极深历史的印记，即便是在当代，它也几乎是深入到了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相比较而言，在中国，似乎很少有神学、神权的信仰给人们提供如此强烈的动力。

然而，古埃及创造了金字塔这样宏伟的建筑与文明，印度、古希腊的文明与文化也曾辉煌一时，为什么这些文明却断裂了？现在，我们很难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总体说来，这大概与宗教的两个面向不无关联：一方面，宗教给人提供动力；但是另一方面，宗教有时也会走向绝对化、极端化，这从十字军东征和古希腊的宗教战争中便可见一斑。在宗教战争中，对“上帝”的信仰走向了极端。但在中国文化中，这种容易陷入绝对化、极端化的倾向似乎是少有的。对比之下，中国文化中由祖先崇拜所带来的人文主义、人文情怀、人道意识走向是比较明显的。

具体到孔老对话来说，一方面，孔老对话激荡着中国人本思想、人文情怀的发展与源远流长，另一方面，孔老对话也具备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孔子关注人伦教化而特重《诗》《书》，老子则将孔子关注人道、礼教的思维提升到了道家的思维，关注人伦以外的天地背景，由此而与《周易》古经会通；孔子继承了殷周制度，开启了士阶层的主体，老子则开启了哲学的主干。总之，两者都继承了夏商周文明的成果，开创性地开启了中国的文化、思想、哲学，生生不息数千年。

陈荣捷先生曾提到，“人本主义”乃是“儒家、道家与佛家所共具、最足代表三家之学说”，“人本主义很明显地表现在中国人生各层面，且在中土流行达数世纪之久。”（详见《中国哲学之理论与实际—特论人本主义》一文）可以说，孔子与老子共同继承了殷周以来人文主义的思想跃动，并进行了创造性转化，激发了后来各家人文思想的发展，最终汇聚成了一股时代的潮流。

孔子和老子虽然可看作是思想的两极，但却是相辅相成的两极，正如雅思贝尔斯在《大哲学家》一书中所提到的，“两者的差异在于，老子直接通向道，而孔子则是间接地通过建立人世间的秩序来实现的，因此，他们只不过是同一个基本的见解所产生的相反的实践结果而已……虽然两位大师放眼于相反的方向，但他们实际上立足于同一基础之上”（雅思贝尔斯：《大哲学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雅思贝尔斯将老子视作是中国形上理论的开创者，而我们知道，儒家几乎不谈宇宙生成论或宇宙本原论。但即便如此，在老子那里，“道”也总是要落实到现实世界中。宇宙是整全的，正如老子所言，“反者，道之动”。道周行而不殆，在周而复始的运行中，整个宇宙、天地万物生生不息、周而不殆，千千万万的生命在宇宙之间流动。人禀赋了“道”的流动，“道”赋予了我们“德”，得到了“道”之宇宙大生命在各物之间的流动，所谓“建道抱德”，“子孙以祭祀不辍”，而这便与孔子有了相会通之处。

老子谓“建道抱德”，孔子则说“志于道，据于德”，他们都掌握了时代的命脉，推动社会的变革，继承了历史的洪流。两者都有浓厚的时代使命感和社会关怀。所以老子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孔子提倡修己以安人，“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

孔子与老子，乃至儒道两家，有相异之处，也有很多可以相互会通的地方。诸子的共通与不同之处，在后来呈现出了多样化的发展，而没有将思想倾向绝对化。这一点可以概括为“和”的精神，《论语》中讲“和而不同”，道家也讲“三和”——所谓天和、地和、人和。正是“和”的精神以及鲜明的人文情怀、人本精神，确保了中国思想始终具备开放性与包容性，而没有导向片面化或极端化。

具体来说，首先，孔老对话体现了中国古代士阶层的建构与涌现，儒家由此而重视教化、观照上下，道家则导向了心灵内修、心通道境的思想路径。《庄子·天下》篇曾提到“内圣外王”，“内圣外王”之道后来发展为中国士阶层的共同理想。“内圣”主要指教养与修养，而“外王”则是对社会与民众的关怀、担当社会责任。在儒家那里，这一点是非常鲜明的。儒家极为重视“士”阶层在道德教化中的作用与意义。而在庄子那里，内圣外王的内涵又有所不同。“内圣”指向的是审美心境的构建、心通道境的境界，“外王”不一定意味着成为最高统治者，而是臻于“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之境。

再者，儒道除了相通之处，也有相异的地方。两者同中有异，共同促成了中国文化的多元发展。例如，《老子》第五十四章提到，“善建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老子重视祖先崇拜与祭祀，“家”在其中也是一个重要环节，这一点与儒家并无区别。不过，具有黄老色彩的《管子》则将《老子》论点发展成了与儒家相异的形态，其《牧民》篇谓：“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显然，这和《大学》所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序列同中有异，其中体现出儒道两家的差别，亦折射出齐、鲁两地文化的差别。而正是因为以上述例证为代表的种种差异，使得儒、道两家后来的走向也有所不同，形成了形态多样的中国文化。

总之，较之于其他古代文明，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表现出了强烈的人文精神、人本色彩和人道情怀，并始终具备开放、和同的精神，由此而源远流长、绵延不息。正如《老子》中的“道”普遍存在于万物之中，《庄子·则阳》篇也曾提到“万物殊理”“道者为之公”，宋明理学后来将它发展为“理一分殊”“月印万川”，而道理也总有共通之处，这正是“道”不同于西方之“上帝”的地方，中国历史上的三教合流也正是由此才可能发生的。

（作者：陈鼓应，系北京大学哲学系人文讲席教授）